他微微地笑著，他穩重像一座山一樣，他是這麼可靠，任何女人看了他，都想：嫁給他必然是不用再擔心任何事了。
同學說：「你看，那是你的納梵先生。」
我笑一笑。
他們的意思是，那是你心愛的教授。
我們這間學校小，所有的學生加在一起，不超過一千，每個人都認識每一個人，這是小大學的好處，那麼每個教授都認識我。
他們問我：「你去年回家了嗎？」又問，「今年回不回去？」我總是老實地有一說一，有二說二。
我不大懂得他們的幽默，動不動就大驚失色，信以為真，他們倒是很欣賞這種天真，我自己真懊惱這種遲鈍，直到今年，那種呆瓜勁兒才改掉了一點，然而還是惹笑。
老師們很曉得我這個人。他們要找我，就到圖書館，我好歹坐在那裡，無論看什麼書都好，我都坐在那裡。
去年學生罷課，只有我一個人上學。老師看見我，心花怒放。我坐在圖書館裡讀筆記。
高克先生來了，看見我，趨向前來，握著手，眉開眼笑：「啊，喬，你多麼乖，坐在暖氣邊，在溫習嗎，不冷嗎？」
我笑。發神經了，他把我當三歲小孩子了？由此可知教授要求之低，匪夷所思。
有時候納梵老師也來看報紙，或是印講義，他總是忙的，我在一層層書架子後面看著他。心裡面很定，縱使有什麼事，大概可以找他幫忙。
他去年一直說：「你知道我在哪裡，有難題請來找我。」
他不叫我「喬」，不叫我的名字。別的教授一天到晚叫著我。他也不點名，不過凡是他的課，講室總是客滿的，他不把我們當孩子。
新近規定，凡學生上課次數少過百分之七十五者，不准參加考試。他不管，他覺得學生該有自律能力，點名沒有用，點得再凶，那些逃學學生還是逃學去了。
但是去年我沒有找過他。他把什麼都講得這麼明白，還有什麼好問的？
納梵教授跟學生說話的時候，老是側著臉，開頭我不大明白這個姿態，後來才曉得他右耳是聾的。讀大學的時候，他玩美式足球，被同伴一腳踢在頭上，昏在草地上，進了醫院，出來的時候，一隻耳朵就聾了。
羅蓮歎道：「真了不起，連缺憾美都有了。」
我卻聽得津津有味，他畢業於諾丁鹹大學，羅賓漢出沒的地方。雖然也是科學家，他沒有那種MIT，CIT的高深莫測，他不是高高在上的，他有那種深入民間的高貴氣息，我喜歡他。
羅蓮念到最後一年，笑話自然更多。
她對我說：「你曉得考萊小姐？每星期四她都有一課，但是大家禮拜三玩得七葷八素，星期四哪裡起得了床？一班十四個人只到了四個，她等了一刻鐘，不見第五個人影，衝下去報告校長，哪曉得一走，就又來了六個，氣得她什麼似的！哈哈哈。」
我覺得沒有什麼好笑，這真有點殘忍。據羅蓮說，在外國生活，不殘忍是不行的。我倒不覺得，至少我沒有那樣，我也活得很好。
羅蓮說：「你是例外，你一皺眉，老師同學就相讓於你，不知道為什麼。」
我倒還沒有為誰皺過眉，只記得去年有什麼不順心的事就哭，哭得不亦樂乎，今年擠來擠去，擠不出什麼眼淚來，天大的事，推在明天再說，功課再多，一樣樣慢慢做還是可以的，只是實在多了，做起來未免辛苦，週末非但沒有休息，反而變本加厲地忙，晚上做到二三點才睡，第二天一早又撐起來，不敢貪睡，那種熬法也不用說了，不過心裡還是很快活，說也說不清楚是為什麼。
有時候問羅蓮：「你猜升了第三年，我吃得消嗎？這麼多的功課。」
「人家是人，你也是人，」她說，「怎麼做不了？最多他們花一小時，我們花兩個鐘頭也就是了，一般是老師教出來的。」
她這個人信心真足，走步路都好起勁啊，一步步踏下去都千斤重似的，我走路始終無聲無息，腳步好輕的，不知道是什麼習慣。
過了聖誕，納梵先生終於出現了，大家都很高興。讀理科的人總比較講道理，我老有一種感覺，文科是不能讀的，越讀越不通，越讀越小氣，好的沒學，壞的都齊了，結果變成自高自大、極端自私的一個人。我們還沒有念完書，不能算數，但是看看那些學成的人，也就有點分數。亦不能讀藝術，學藝術的人都有一種毛病，不管阿狗阿貓先以藝術家姿態出現，結果大部分做了現世的活招牌。
當然理科出身的人未必個個像納梵先生，他是例外中的例外。念了文學藝術，也不見得人人差勁，不過我們運氣好，巧巧碰到一個好老師。
一星期有他兩節課，每節只一小時，一共上十一個星期，他常常遲到十分鐘，方便大家去喝杯茶，大家感激他。上課時草草在黑板上描幾幅圖，簡單地解釋幾句，就很明白——如果我明白，誰都明白，誰還比我更鈍呢？怕沒有了。
有時候不明白，我舉手發問。
同學都笑我，說我這麼大了，還像小學生，次次發問都舉手，我一舉手，他們就嚷：「喬陳又要告狀了！」
納梵先生微笑說：「不必舉手。」
我漲紅著臉分辯：「如果不舉手，不給老師準備，就插嘴，那有什麼好？」
納梵先生還沒答，眾同學又笑說：「好啦好啦！教授變了老師，大學變了書館，咱們都成了小孩，也不必投票選舉，回家乾脆抱著叫媽媽？」
他們只是開玩笑，我知道我很規矩，但是自小父母就教尊師重道，哪像他們這般無法無天？一時改不過來。
我漲紅了臉，訕訕的過了好幾堂課。
有一天在圖書館，我與納梵先生撞個正著，我稱呼他一聲：「納梵先生。」
他站住，微笑問：「什麼事？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