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送來的時候她已經死了。」
她告訴他，最近她常常夢見非洲。他明白這是她對非洲的想念。他買了兩張往肯亞的機票，準備給她一個驚喜。他們會在那裡過冬。下班之後，他沒有直接回家，而是去了旅行社。他回去晚了。路上，他接到從醫院打來的電話。
眼下或將來，她都回不了非洲去。
白屍布下面露出來的一雙黑色鞋子黏滿顏料。她當時剛去買了畫筆和油彩。是他告訴她附近開了一家畫具店的。是他老是逼著她畫畫，結果卻召喚她一步一步走向死亡。
他不能原諒自己。他憑什麼認為夢想重於生命？他難道就不明白，一個人的生命永遠比他的夢想短暫？
同光陰的這場賽跑，早已注定敗北。
他望著她。她的眼睛安詳地合上。她要睡了。她用盡了青春年少的氣力來和她的眼睛搏鬥，她累了。
他曾經以為最黑暗的日子已然過去。她眼睛看不見的那天，他們在地上緊緊相擁，等待終宵，直到晨光漫淹進來。
「天亮了。」他告訴她。
「又是新的一天了。」她朝他微笑。
這句尋常老話，現在多麼遠了。
他掀開屍布，那朵染血的紫紅色便帽靜靜地躺在她懷中，像枯萎了的牽牛，陪她走完最後一程。
她在牽牛花開遍的時節來到，在花謝的時候離去。他支撐不住自己了，俯下身去撲在她身上。
一個警察走過來通知他，他們抓到那個把他太太推出馬路的小偷。這個少年小偷逃走時哮喘發作，倒在路旁。他現在就在隔壁，醫生在搶救他。
徐宏志虛弱地走出去。他想到了少年小偷，想到了哮喘。
戰慄的手拉開房間的簾幕，他看到了躺在病床上那張蒼白的臉。他暈眩了，用最後一絲氣力把簾幕拉上。
醒來時，他發現自己在醫院裡，在她空空的床畔。
護士把蘇明慧留下的東西交給他：一根手杖和一雙鞋子。
天已經亮了，他走到外面，開始朝草地那邊走去。
眩目的陽光下，他看見他的父親匆匆趕來。
父親那雙皺褶而內疚的眼睛朝他看，說：
「我很難過。」
那個聲音好像飄遠了。他疲憊不堪，嘴唇抖動，說不出話。
他自個兒往前走。昨夜的霧水沾濕了他腳下的青草地。一隻披著白色羽毛的小鳥翩躚飛舞，棲息在冬日的枝頭上。
是誰把她送來的？是天堂，還是像她所說的，愛情和夢想是造物以外的法度，人要自己去尋覓？
她來自遠方最遼闊的地平線，就在那一天，她滑過長空，展翅飛落他的肩頭上，不是出於偶然，而是約定。紛紜世事，人們適逢其會，卻又難免一場告別。
（完）
後記
今年初的一個夜晚，我腦海裡浮現了《情人無淚》這個小說的腹稿。那時候，只是想寫一個盲眼女孩和一個深情男孩的故事。原意是把它放在《Channel A》第五集裡作為一個短篇。往後，想到的情節愈來愈多，一個短篇根本容不下，於是開始考慮把它化作一個長篇故事。
除了書中女主角逐漸失去視力之外，現在的故事，跟那個晚上閃過我腦海的故事，全然不一樣。
為女主角的病做過一些資料搜集，請教了一位眼科教授。最後，我選擇了「視覺神經發炎」這個病，因為它會在年輕人身上發生。病人的視力萎縮，可能在幾年之間完全失明。也可能「幸運地」保持現狀。
但是，我始終希望能夠跟一位失明或是漸漸失去視力的女孩子談談，瞭解一下她的生活。出版社幫我找到了一位患上黃斑性病變，七、八歲時就失去大半視力的女大學生。我和這個女孩子聊了一通電話。她為人爽快，聲音開朗，而且很了不起地完成了大學，並準備今年往外國升學。放大器這種視障人士的輔助工具，我是從她那裡知道的。
她毫不介意談到自己的病。我們聊到愛情，她羞怯地說，她不想成為別人的負累。她不是我的讀者，學校裡要讀的書，已經把她的眼睛累壞了，根本不可能再讀課外書。我希望有一天，會有一個人為她讀書。讀我的小說也好。別人的也好。讀書的時光是幸福的。
搜集了這些資料，便要開始我自己的故事了。我習慣了不到死線也寫不出稿來。每年七月香港書展之前的兩、三個月，往往才是我動筆的日子。這個故事，一直給我耽擱著，當我終於動筆的時候。身邊卻發生了一連串的事。可以說，這是我生命中最動盪的一段日子。我沒料到，香港的時局也同樣動盪。
我的壓力大得難以形容，要處理的家事也一言難盡，而寫作偏偏又是最需要集中精神的。在疲倦和心情沉重的日子，我告訴自己，要是我能克服這個困難，以後也就可以面對更大的困難。
書的名字喚作《情人無淚》，這段日子，我卻不知道掉了多少眼淚。我不得不去面對老、病、死，生命由盛放到凋零的現實。我也不得不去面對交稿的限期。原來，我也是在和時間賽跑。
我得感謝我身邊的親人、朋友和同事幫我處理了許多繁瑣的事情，讓我可以埋頭寫作。寫作的人也許都是瘋子，痛苦和劫難反而成了創作的養分。和時間的這場賽跑，我終於在限期前衝刺。不過，覺得自己一下子蒼老了三年就是了。那麼，到底是誰贏了？是我還是光陰？
故事寫完了，我覺得我好像是認識徐宏志和蘇明慧的。我同情他們，我也嚮往這樣的愛情。然而，就像小說的結局，紛紜世事，人們適逢其會，卻又難免一場告別。
張小嫻
二○○三年七月二十一日
於香港家中